2023国际传播研究年度报告

导读

本报告尝试深描2023年国际传播研究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基于中国视角还原2023年国际传播研究的生态，并对发展趋势进行预判。

本报告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为依据，选取了学科类目G20/G21（信息与传播，新闻学、新闻事业）、G22（广播、电视事业）、H3/H9（外国语言）部分期刊和与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相关的部分国内外学术期刊等①，尝试深描2023年国际传播研究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基于中国视角还原2023年国际传播研究的生态，并对发展趋势进行预判。

国际传播方法论探索：

历史“下探”方能发展“致远”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行而致远”，需要不断进行历史“下探”、深入溯源，在回顾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国际传播发展历程中，确立中国的全球文化定位，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凝聚国际新闻与传播的发展共识和动力，积聚发展“后劲”。

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跻身世界舞台，国际传播全面迈进新的阶段。在中国探索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国际传播理念、理论的过程中，历史、知识考古的方法有助于为中国创新自主知识体系、建立理论体系、摆脱理论和实践依附“困局”形成方法论。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历史、知识考古研究的特点在于“深入”，从思想史、实践史两方面进行历史溯源，为探寻中国国际传播理念、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通过一种科学方法——历史的方法，为现今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行而致远”的良性发展和理念初探形成科学规范的方法论。

（一）传播思想史溯源，建设主体实现“中国式”良性发展。从思想史的溯源来看，主要致力中国本土化理论和主体建设。相关研究呈现出对美欧传播学和对技术政治的深度关注。研究多以美欧为主体、以技术的发展史为依托，回溯传播的思想史，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外宣展开思考，落脚于中国发展。

部分研究聚焦美欧传播思想史溯源以厘清国际传播发展理论语境。美国是国际传播的“接生婆”[1]，考察美国传播学实践和研究的“发生学”对于中国传播思想的建构有重要参考作用。有学者提出，美国国际传播的语境，需要重返美国传播研究史前史，探究美国传播学发展侧重和对宣传分析的回避[2]。美国的传播学方法，受到学科早期发展所奠定的结构和框架制约以及行政研究趋势日渐明显的影响，中国的国际传播发展需要批判去语境化的态度[3]。从技术和国际传播格局的发展规律上讲，英法凭借电报技术的突破，形成先发的国际传播格局，对后发国家形成国际传播格局下的技术宰制[4]。由此，美国未来学和发展传播话语也影响着中国知识界对信息社会愿景的想象与抉择。

沿此方向，有学者探寻中国共产党宣传发展史，结合早期中共影像，发现外宣不仅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宣传史的发端，而且是不断被强化的关键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政策整体呈现“抗争—保守/激进—开放—融合”的变迁路径[5]，并最终被落实为制度设计，构成中国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特征，从历史层面为审视宣传与新技术互动提供了经验坐标[6]。中国共产党的外宣工作始终将讲求尊重事实、以理服人的“讲事实”的态度作为核心[7]。如今，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新闻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及原有的舆论格局，线上舆论工作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齐头并进，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正在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前进趋势[8]。

（二）实践史“下探”，致力“重识自我，正本清源”。从实践史溯源而言，历史“下探”重塑中国国际传播更为广阔的起点，“通达”自我认识。历史考古实践不仅涵盖近代新闻传播活动的考察，还扩展至中国古代新闻事业和文化交流，特别是对晚清时期中西交流活动的考察拓展了国际传播历史溯源的语境。

晚清时期中西交流活动的考察形成中西传播的“前语境”。部分研究以中西交流和外交为主要视点，形成对传播活动在国家、媒介组织等层面的历史性考察，其中包括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包括中国对西方的借鉴。《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在报道“开埠五十周年纪念日”庆典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背后蕴含着西侨在上海争夺城市未来话语权、控制权，进而加深经济掠夺的深意[9]。广东辕门报作为19世纪来华西人频繁接触的中国本土媒介，成为西人窥探中国的一扇窗口，更在中西媒介互动中推动了近代中国新式报刊的发展[10]。还有研究以晚清外交官曾纪泽为研究对象，探究晚清外交事业发展逻辑，发现中国该时期频繁参与欧洲新闻舆论塑造，积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的传播规律等[11]。

日本侵华宣传研究将国际传播从实践层面溯源到了国际宣传的前身中，不仅体现了对国际传播概念的重新思考，还体现了对国际传播诞生“前语境”的追溯意识。研究发现，日本形成了政治、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对华宣传系统，并将宣传与对华战略高度匹配，形成了从机构到人员的全面调动。近代日本侵华的殖民宣传，并非仅停留于口号层面，而是渗入整个宣传系统的“毛细管”，从机构到人员都成为日本殖民宣传的工具，日本宣传的侵略性体现在一整套的规制行动上[12]。其中，日本报人在对华宣传活动中起到关键作用，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思想根源展开分析，认为武士道传统、报人自我驯化、对外战争刺激等，造成了日本报人的志愿性和自我管理[13]。同时，还有学者将视野放大，发掘“东亚同文会系”报纸的报人来源、创办经历、地域扩散、版图流布与日本对华战略的紧密配合关系，总结出近代日本在华报人群体的聚合交融及“新陈代谢”现象[14]，全面剖析日本对华宣传战略。

中日文化交流实践的研究是跨文化传播历史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研究将国家之间的交流活动作文化层面的思考。有研究以四大名著为对象，指出其在明清时期起传至日本，与日本本土文化融合，最终又传回中国，形成文化交流的闭环，互鉴互通[15]，为讲好中国文化故事提供了历史性借鉴。

总而言之，国际传播历史研究对旧有历史考古的方法具有一定的传承，同时对历史的“下探”更具深远性和典型性。这种探究能够以典型的主体、方法、概念等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媒介技术、国家形象、文化交流等具体实践，形成思想史和实践史辩证统一的研究趋势，为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提供原动力。

国际传播研究的理念创新：

建立本土化理论迫在眉睫

基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发展理念作为理论源泉，重塑“中国式”国际传播理念、建立本土化理论成为紧迫要求。

（一）全人类视野下多元“共同体”理念指导国际传播发展互融互通。“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发展的关切与“世界社会”对全球体系的审思，超越国家本位转向相互融通的整体价值观，将对世界的认识从历史结构定式转向作为认知建构的动态过程，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产生对话与共振[16]。但这一理念本身具有多维内涵，在不同国度和文化环境中的“再现、传播和文化转化”形式和内容必然会与该地区的语言、社会、文化碰撞和融合[17]。这就导致该理念在国际社会中既有漠视与误读，也有关注与肯定[18]。因此，如何突破群体或个体文化、语言、认知范围的边界从而达到“至效”，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要自我突破从而“致效”的关键。

同时，在这一理论下形成了众多延伸的范畴和实践观照。其中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有机结合应是民族议题国际传播的中国话语框架，中国应与其他国家建构“命运共同体”，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下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主体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19]等新思考。

（二）“中国式现代化”承接文明内涵，指导国际传播的本土化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在国际传播的角度呈现内涵和外延式的深入思考，并积极指导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上承人类文明内涵，践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文明理论，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独特性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终目标[20]。具体到国际传播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与推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运用，也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应对全球传播体系转型的中国方案[21]，坚持思想引领、理论创新，坚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创新动能，坚持技术赋能、强化科技支撑，持续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面向未来新闻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继续推进的实践方略[22]。中国国际传播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的国际传播战略体系建构主要体现在转变传播理念、调整传播内容、改变传播形式、更新传播手段、培养传播人才等几个方面[23]。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充分挖掘中国和平发展历史、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实践和中西方和平发展价值观的对话，从共利共赢、共商共建、共享共话三个维度理解走和平发展道路如何促成共同现代化发展格局[24]，可以“努力破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就现代性所创造的多元地方性知识的交流藩篱，让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在全球南方落地，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魅力的塑造，秉持自信、平等、包容的心态”[25]。

（三）“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指导中国国际传播融通世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成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6]，是将国际传播理念落地的直接要求。而该指导下国际传播研究应拓宽时空维度，实现文化或者文明的转向[27]。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具备融合内外部视野的复杂思维：内部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共识化的集体文化自信具备高度认知；外部需要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并批判性认知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把握中国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贡献[28]。

中国国际传播理念探索与国家发展理念之间呈现出巨大张力，而前者在这一张力的三类范畴下形成了整体、立体化的探索趋势和创新意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将中华文化、文明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相结合作国际传播的思考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国国际传播创新理念呼之欲出。

国际传播能力研究：

整合、阐发与纵深发展的实践支撑

在国际传播能力全面建设、发展背景下，整体化与差异化、典型化与多元化研究促进国际传播能力研究的整合、阐发与纵深发展。总体来说，要以世界一流媒体为镜鉴，打造中国国际传播的“三驾马车”新模式，来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传播挑战，即建设视听融媒体国际传播航母、通讯社为主导的融媒体国际传播航母、纸质融媒体为根基的高端受众国际传播航母[29]。

（一）整体化与差异化研究促进国际传播的整合与阐发。整体化与差异化研究趋势有利于形成国际传播整体统一观照和针对性运用。整体化趋势首先体现在研究内容、视角的整体化，即方法、思想、实践等内容的整体化研究，实现宏观与微观视角的整体化研究。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的脉络和面向未来赖以立足的基点，应从政治地位、国际形势、内部机制、理论指导、文化建设、产业支撑、技术布局、人才储备八个方面寻求[30]。理解国际传播效能，不仅要从传播的视角看待传播效果，而且要从制度研究、策略研究和过程研究的视角，理解国际传播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31]，实现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内容一体化。

国际传播能力整体化研究下形成了国家、组织、人际等主体的差异化和针对一国一策的差异化研究趋势，即对于不同国家的战略合作与文化传播并行。对于国际传播这个有很强主体性的传播行为来说，传播过程必然要考虑到传播者的目的性、传播渠道的高可控性以及内容的综合性[32]，注重传播主体研究。

研究不仅针对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探索世界代表性国家和组织如何推进政府与社会各部门协调联动，实现国家和组织的战略传播目标，还广泛涉及亚太地区、南亚、拉美、中东等区域、国家的战略与文化传播诸多方面。在实践层面，“国礼外交”的国际传播中“弱政治化”和“异质共存”的传播特征将“软性”“润性”“隐性”的内涵属性充分发挥，能够为提高国际传播效能的未来进路提供